鲁迅小说创作中的“魏晋情结”

范文娟，梁建蕊

（齐鲁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200）

千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鲁迅可谓是魏晋风摘要：魏晋风度作为我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桀骜不驯度的千古传人，他用“沉默的十年”形成了“魏晋情结”，而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在鲁迅小说中，“清峻通脱”的文的狂人和有孤独意识的先觉者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再思考以及“魏晋情结”。本文将从人物形象、文化意蕴以及文学创作风格三个方面展开对鲁迅学创作风格，都体现出了他的“魏晋情结”的研究。小说中的“魏晋情结”关键词：鲁迅；小说；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04鄄0061鄄03

Xun'snovels，theportrayaloftherebelliousmadmanandtheprophetwiththeconsciousnessof

loneliness，therethinkingof“humanawakening”and“theconsciousnessofthetext”andtheliterarystyleof“QingJunTongTuo”allreflecthis“WeiJincomplex”.Thisarticlewillconductastudyofthe“WeiJincomplex”inLuXun’snovelsfromthecharacters,culturalimplicationandliterarystyleofwriting.

“WeiJincomplex”Keywords：LuXun；novel；

的当下思考，抑或是其“清峻通觉醒”与“文的自觉”脱”的小说创作风格，都显示出了他浓郁的“魏晋情“魏晋情结”集中表现在人结”。鲁迅小说创作中的本物形象、文化意蕴以及文学创作风格三个方面，文将一一展开论述。

一、人物形象———叛逆与孤独的二重奏魏晋时期，面对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残酷的政治，知识分子尽管有旷世之才却无处施展，忧生之嗟成为整个时代的声音。在那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士子们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无论是顺应政

Abstract：WeiJinstyle，asaspecialculturalphenomenoninChinesehistory，hasinfluencedpeople

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forthousandsofyears.AstheeternalsuccessorofWeiJinstyle，LuXun

，whichalsoaffectshislaternovelcreation.InLuformsa“WeiJincomplex”inthe“silentdecade”

千百年来，魏晋风度以其特有的魅力与丰富的意蕴引发了一代代文人和研究者的思考：魏晋风度服药饮酒与抚究竟是什么？崇尚自然与纵情山水、

琴赋诗、人物品评与谈玄论道、名士风范与诗意人生；性情与雅量、率性与任诞、豁达与超脱……在很多人眼里，魏晋风度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美或者说是魏晋风度有一种艺术化的人生。然而在笔者看来，

乱世里士人们叛逆的性情与孤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独的心境、“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以及具体到“清峻通脱”的审美风格。尽管时代阻文学创作中的

隔，但鲁迅的小说可谓是魏晋风度的完美诠释者，还是对“人的无论是叛逆与孤独的人物形象塑造，

收稿日期：2017-05-07

（1994-）（1987-）作者简介：范文娟，女，山西朔州人，齐鲁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梁建蕊，女，河北邢台人，硕士，齐鲁理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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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与世浮沉”，还是退隐江湖的独善其身，事实上都是士子们叛逆的生存方式与孤独的生命状态的写照。他们或“小隐隐于野”，或“大隐隐于朝”，在反叛的生存姿态上，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生活状态在后人看来或许是充满了诗情画意，但其实其内心深处却被孤独、迷惘的情绪所萦绕。魏晋风度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体现了士人们叛逆的性情与孤独的心境。

与魏晋虽然相隔千年之遥，但鲁迅和魏晋名士们都身处易代之际，其人生都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和最艰难的抉择。圆园世纪初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虽然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浪潮过后依然是黑暗、

沉闷、绝望的社会现实，鲁迅将之比作“铁屋子”（鲁迅《呐喊·自序》），说那个时代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曾积极投身于辛亥，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新生》的夭折让他陷入了矛盾、孤独与痛苦之中。从员怨园怨年到员怨员怨年（钱理群在《十年沉默的鲁迅》中将之称为“沉默的十年”），“十年沉默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

时代，展开了与嵇康、阮籍等名士的对话”

［员］，形成了他生命中的“魏晋情结”

。十年的沉潜与积淀，使鲁迅对魏晋名士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嵇康、阮籍的精神苦痛折磨感同身受，而他们的行为、经历、性情等都影响到了鲁迅小说桀骜不驯的狂人和有孤独意识的先觉者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鲁迅的“魏晋情结”不仅仅表现在对魏晋名士外在形象的借鉴上，更表现在对他们精神面貌与生命状态的借鉴上。鲁迅在这两类人物身上寄予了叛逆的生存方式与孤独的生命状态，这种寄予正是基于鲁迅的魏晋感受。

《狂人日记》中狂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并与那些“吃人”的人彻底决裂；《长明灯》中疯子要吹灭甚至要“放火”烧掉被奉为神明的长明灯，

向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发起猛烈的进攻；《头发的故事》中的晕先生乖张偏激、愤世嫉俗、爱发议论、词锋犀利。对于狂人、疯子、晕先生而言，狂狷之气、愤世之风是他们的气质，桀骜不驯是他们的性情，反叛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一如魏晋名士。

《在酒楼上》

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个富有朝气的热血青年，而今的他敷敷衍衍地靠“子曰诗云”混日62

子，“在无聊中吞噬自己的生命，在琐事中填补自

己灵魂的空虚”［圆］；《孤独者》

中的魏连殳曾是个“独战多数”的英雄人物“，

然而现在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

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猿］（孕圆园员）；《药》中的者夏瑜为了广大民众积

极从事活动，他的鲜血却被麻木的华老栓夫妇买去给儿子治痨病，者的鲜血就这样付之东流。鲁迅笔下这类孤独的先觉者往往有着悲剧的结局，要不“与世浮沉”，要不“悲愤以殁”。这其实也是嵇阮的命运：阮籍当时虽然身在仕途却全然不顾政事，一心借酒来排遣心中的寂寞忧愤；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终被杀害。鲁迅在魏连殳身上注入了更多的嵇阮因子，集中体现了他的“魏晋情结”。魏连殳为祖母送殓时，在别人虚伪的拜哭中他始终没有落下一滴泪。当大家想要走散时，他突然哭了，接着就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

怒和悲哀”

［猿］（孕圆园员）。大家走过来劝止，他却不以为意，一动不动地坐着。魏连殳在祖母葬礼上的表现这一细节描写，显然借鉴了阮籍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记载：“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魏连殳全身弥漫着的“黑”与“冷”、那撕心裂肺的悲恸，简直就是阮籍形象的重现。

阮籍和魏连殳面对亲人的离去，都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表面上万分鄙视礼俗，事实上对亲人怀有满腔至情，显现了叛逆与至孝和谐统一的人格形象。

二、文化意蕴———“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再思考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极为黑暗的时代，司马氏在篡权之后，出于政治目的高倡仁义，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伪饰之风，名教礼为了统治者消灭异己、沽名钓誉的工具。面对朝不保夕、生命无常的社会现状，魏晋名士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面对儒学濒临崩溃的命运，

魏晋名士理性地审视儒、道两家学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们挣脱了礼教的束缚，心系自然、率性而为、放浪形骸、张狂放达，以一种荒诞不经、玩世不恭的态度反抗命运；

嵇康更是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孔周，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惊世骇俗之论，揭开了儒学的虚伪面纱，试图整合儒家和道家学说。魏晋名士崇尚清谈，无论是感时伤世还是品评人物，无不形象生动、个性鲜明，文学开始摆脱政治说教的羁绊。魏晋风度的文化意蕴在于：在精神层面，它以“人的觉醒”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在哲学层面，它使得玄学应运而生并得以兴盛；在文学层面，它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文的自觉”，使文学成为一门与当时的儒学、玄学等并立的学科。

同样是易代之际的，

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断裂。鲁迅所面临的是如何超越传统、如何“立人”的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国民性的改造。

“所谓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

肉筵席的厨房”

［源］（孕员源源）。面对传统文化，鲁迅以敏锐的洞察力与批判的眼光，以投、匕首似的笔法，揭露出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腐朽，用“吃人”来概括数千年来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的罪恶本质，与嵇康当年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更彻底地对传统礼教进行了实质性的批判。

鲁迅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

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

［缘］（孕源愿）。鲁迅一再强调他是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的目的来进行小说创作的，即要通过小说创作来进行思想启蒙，力图在文化反省的高度审视历史、反省当下。鲁迅曾认真地思考过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正是带着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鲁迅在小说创作中，

自始至终把对“人”的全方位探索作为创作的核心，通过对“国民性”的剖析，成功阐释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如果说魏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迈开了“人的觉醒”的步伐，以大胆的怀疑精神批判并整合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文的自觉”；那么千年之后鲁迅自觉地承担起了“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在当下再思考的历史使命，在对传统文化做出性的批判后，倾其一生探索“立人”的问题，成为魏晋风度的千古传人与新文化的

伟大旗手。笔者认为，这也是鲁迅小说之于现代的文化意蕴。

三、文学风格———“清峻通脱”

鲁迅曾用“清峻通脱”来概括魏晋文学的创作风格，他又解释说“清峻就是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

写出来”［远］（孕猿园远原猿园苑）。鲁迅在这里大概从两个方面谈

了魏晋文章的特色：一方面，魏晋文章简约严明、一语破的，语言极具表现力；另一方面，魏晋文章标新立异、自成一家，思想比较。

魏晋文章简约严明的特点得益于当时的清谈。鲁迅在谈到魏晋清谈时说：

“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

［苑］（孕员猿缘）。魏晋时期，清谈在朝野蔚然成风，作为士大夫们显示自己才智、性情与人格的一种方式，

清谈成了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清谈的特点之一就是简约严明，讲求言简意赅。此外，魏晋时期，随着儒学传统的逐渐崩析，当时的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力排众议，在创作中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当付诸于文学创作时，这种简约严明的思维方式和离经叛道的思想学说便孕育了“清峻通脱”

的文学创作风格。在创作风格上，

鲁迅的“魏晋情结”体现在对魏晋文学风骨的推崇与继承上。

鲁迅说自己的文章有时很“峻急”，有时很“随便”。他的好友刘半农也曾赠送他“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对联。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的创作风格一脉相承，已成为学界共识。事实上，由于鲁迅将杂文创作的方法运用到小说中去，使小说呈现出了杂感化的倾向。因此“清峻通脱”的风格同样适用于他的小说。

鲁迅小说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

篇幅短小精悍，常用议论性笔调，文风清峻简约。《狂人日记》几乎通篇都是狂人对几千年“吃人”历史的无情鞭挞；兔和猫》对造物主“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进行了责备性评论；《头发的故事》全篇都是借晕先生之口大发议论……鲁迅说过他在小说语言上所追求的是“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可省的

处所，我决不硬添”

［缘］（孕源怨）。对于小说作品中存在的议论现象，鲁迅明确表示：“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

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缘］（孕源怨）。而

长于辩论、文风简约也正是嵇康散文的特色。嵇康的文章大多采用辩驳形式，如《答难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

《声无哀乐论》等。他善于针锋相对地批驳对方的观点，层层推进气势如虹，（下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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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使得译文在贴近译入语读者生活的基础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传递了中国文化与思想。可见，我们在掌握好母语的基础上，翻译时既要坚持忠实于原文，又应对有文化差异的语言进行适当程度的改写，以充分传递原文通过暗喻所要表达的含义，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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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加成）（责任编辑：

（上接第页）

使整个行文简约严明却又能在最细微处切中要害，又环环相扣。

在竹林名士中，鲁迅最喜欢和推崇的是嵇康。据许寿裳回忆，鲁迅一生陆续校勘《嵇康集》员园余次，用时圆猿年。一部《嵇康集》，成为了鲁迅整理的古籍中耗时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鲁迅的“魏晋情结”。

千百年来，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甚至艳羡的对象，吸引着一代代人的研究与追求。鲁迅及小说中人物叛逆的生存方式与孤独的生命状态，的文学创其“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清峻通脱”“魏晋情结”。鲁迅选择作风格，显示出了他浓厚的性地接受传统文学，却始终如一地关注着魏晋文已然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学，“魏晋情结”素。正如钱理群所说，“魏晋情结”成为了鲁迅的生除了文学创作，鲁迅在行为举止、精命之根。的确，

神气质、人格魅力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了对魏晋名士“魏晋情结”参与建构了鲁迅的继承关系。可以说，

而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深入的精神世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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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红）（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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