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

序言让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

    我国的教育资源投入大大不足，占GDP的比重不但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比不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外学者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就是教育的落后。这个说法有充分的根据，一个文盲和低教育水平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只能靠拼体力，赚一个低微的苦力工资，是不可能有高收入的。即使一切其他条件都十分理想，达到了充分就业，      

    如果教育上不去，增长也就到此为止了,而且得到教育、具备知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享受的权利。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享受人生，懂得人生的意义，选择人生的道路。这要求人人都能受到教育,教育是的一部分。    

    　　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足,怎么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什么都要花钱，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现在国家预算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惟一的出路就是开发其他资金来源，主要是从社会上吸收资源，特别是从得到教育服务的家庭来钱。恰好他们也愿意付这笔钱，只要教育的质量良好，有相当多的家庭经济上也有能力付这笔钱，那么吸引这笔资金进入教育行业就是解决当前教育困境的主要出路。可是这个观点一直到去年年底才正式被教育当局所采纳，发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这个法还留下不少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其原因大概是对究竟从哪儿去补充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没有想清楚，所以未能大开教育收费之门。最近反而大张旗鼓地禁止教育乱收费。当然反对乱收费是对的，但是首先要承认教育可以而且应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    

    　　如果不是因为有公平的问题和教育有正的外部性（它使得受教育者和教育提供者之外的第三者得益），普通教育就和一般的服务业，如健身、美容、教钢琴等没有区别。不必考虑要不要给教钢琴的老师定标准，定职称，通过考试定工资等级；也不用考虑钢琴教师够不够用，要不要专门培养；也不必顾虑钢琴够不够用，要拨多少钱用于购置设备；这一切统统都可以通过市场自动得到解决。但是普通教育不同于美容、弹钢琴等，它有公平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要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得到起码的教育，要让教育行业得到比市场本身所达到的规模更大。    

    　　义务教育一般是由提供的。现实情况是许多贫困地区的没有足够的钱投入于义务教育，结果是穷人享受不到规定的义务教育，还得自己掏钱上学。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真正公平性，这笔经费必须由统一支付，否则起码的义务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统一出钱未必能使义务教育都能做到完全一样，因为有钱的地区，家长仍然愿意再多出点钱，把教育办得更好。这种现象我们不但不应该制止，而且是应该鼓励的，因为这样能够把社会资源引导入教育行业。不过代价是教育的公平性受损，好在这种公平性的破坏是有些学校办得更好了，而不是某些学校办得更坏了。    

    　　公立学校有的拨款，而民办学校没有，所以有人说公立和民办学校是不平等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民办学校总处于不利地位。其实不然，因为公立学校有一系列公有制单位的共同毛病，人浮于事，吃大锅饭，行政人员对教学人员的比例高，养着一批知识老化的教授，他们的课不受欢迎，但是又无法解雇。这些毛病因受制度的约束而无法改变。民办学校则不然，他们花每分钱都会斤斤计较，绝不会养太多的行政人员和教不了书的教授。比较公立和民办学校的生均教学成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特点。现在有了民办学校，对公立学校也是一种竞争压力，有利于公立学校的制度革新。再有，民办学校设立的政治宣传性课程必定比较少，因为学生家长不会愿意花钱购买政治宣传。何况纳税人已经为此支付过一次成本，这将有助于公立学校教育课程的改革。    

    　　为了适应教育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应该扩大教育行业，使其达到比市场均衡所达到的规模更大。这需要注入更多外部资金，或者减少税务负担。现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只规定非营利性学校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显然这是不够的。有人担心，对民办学校免税，会增加办学者的利润，有些不公平。但如果民办学校能够以低成本办出高质量的学校，拿超额利润来奖励他们是公平的。要知道，民办学校的开设减少了办教育的财政负担，而且他们没有预算的支持，给他们免税是很公平的。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争论最大的是有关合理利润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对其他行业没有利润的，而偏偏对最需要发展的教育业要加以？确实，对义务教育不可追求利润，这是显然的，但是对于民办教育，它不是义务教育，有什么理由对利润加以呢？我们对有很高负外部性的烟草行业（它引起火灾，增加公费医疗的财政负担和第三者的被动吸烟）只是加了税，也没有对利润加以，烟草成为利润最大的行业之一。如果教育能够成为高利润行业，像烟草那样，这倒好了，社会资金大量拥进教育业，中国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们却惟恐它发展得太大，想要加以。    

    　　谈到民办教育，张立勤记者的这本书应该是全国第一本以记者的视角记录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现状的新闻纪实作品，不可不读。作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实地采访考察了中国民办教育的现实处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当代民办学校发展的生动画卷。在这些故事里，既有民办教育创办者筚路蓝缕、为获得生存权而抗争的动人事迹,又有教育行政部门滥用职权，对民办教育压制、干预乃至掠夺的不良行径；既有民办高校异军突起、逐鹿中原的磅礴气象，又有打工子弟学校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辛酸场景；既有对民办学校学生心灵磨难的忠实纪录，又有对民办学校老师酸甜苦辣的深度体察；既披露了打着教育旗号圈钱、坑人的黑幕，又礼赞了献身教育、不计回报的高尚情操。总之，在这部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里，处处闪烁着一位新闻记者的良知和正气。    

    　　作者用大量的典型案例来对民办教育前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字里行间不乏作者自身的思考。比如，在办学模式方面，以南洋集团、信孚集团、英豪学校、新东方、万里集团等为案例，探索了教育储备金、连锁经营、教育股份制、教育券等办学或管理模式的意义。这些案例，无论成功与失败，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同时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中国民办教育的领军人物，如丁祖诒的激情与自负、胡大白的倔强自强、于果的“润物无声”、陈忠联的胆识魄力、贾维茵老人的孤愤，一个个跃然纸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他们能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拓荒者、领跑者，主要在于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百折不挠、敢作敢为的精神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不但对于民办教育界，而且对于整个教育界，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同时，许多对民办学校尚缺乏深入了解的家长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如果在给自己的孩子作入学选择之时，有机会能够通读全书，相信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提示和建议。    

    　　我坚信，随着民办教育日渐受到社会关注，中国民办学校的处境和社会地位也会日渐改善，规模和实力将不断壮大，终将跻身中国教育领域的主流。    

    　　是为序。    

序言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我的居所附近，有一处静谧的所在。那是走在喧嚣的闹市中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屏息静气的地方：瀑布从巨石的高处跌落，日夜不息地奔流着；水声与市声交织的背景中，鲁迅先生的塑像肃然而立。    

    　　街市霓虹的流转传递着生活的拥挤和繁嚣，从古朴的石壁上却隐隐传来一个低沉、冷峻的声音：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旁边的怪石上刻着一行字：老调子已经唱完……    

    　　几丛野草从石壁上方静静垂落，蓊蓊郁郁。    

    　　在许多个枯闷、烦乱的黄昏和夜晚，我喜欢逗留于此。我直觉地相信，穿越时光的隧道，先生的文字和声音依然是这个迷乱的、欣欣向荣的时代最清醒的力量，洞穿一切，无朽不摧。    

    　　野草，以其“韧”的战斗和生命力，曾给我少年的阅读时代以强烈震撼。    

    　　而2003年岁末的我，坐在这一片流水声中，很自然地想到野草之于我正深入的领域的象征意义。    

    　　我是不经意中走进了这个领域——快速生长却依然弱小、边缘的中国民办教育。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的是，荒芜的土地，粗砺的岩石，即便有生机盎然的绿色奔突出地表，也是被厚厚的沙砾和石头所包围。空间小，因而它呼吸得很艰难。    

    　　就像野草，坚韧构造成长的意义；就像野草，抗争成为生存的姿态。    

    　　但是，并非所有人能够认同它的象征意义。    

    　　在北京的一家民办教育集团总部，一位年轻的副总裁听了我的解读，表示出明显的保留意见：我觉得民办教育不是野草，它是一种新的强势声音。现在不论也罢，公办学校也罢，海外的资本都来关注它，因为都认识到它是一种必然产物，是新的生命力象征。    

    　　诚然。我遂想起曾经采访的那些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他们创业的路途无一例外地遭遇过被误解、被压抑甚至被的磨难，但当回忆起当初的凶险种种，总能看到他们浸染了风霜的脸上无一例外漾起的幸福微笑。从那样的笑容里，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活力，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哪里？    

    　　也许来自于“学在民间” 的传统文化渊源。先秦儒学就诞生在孔子的私学中，其后的巨大变革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学术载体，活跃的民间书院成了宋代理学的摇篮。“一个民族如果面临巨大文化变革需求的时候，必须要发展它的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通过它们来承担重大的文化任务”（盛洪语）。就在官学因行政的僵化陷入模式化窠臼的地方，来自民间的创新力自觉自愿地负起文化承担的使命，在一块厚重的天幕上敲开了一扇灵性的窗子。    

    　　也许来自禁锢后的开放，拨乱后的“反正”。研究中国私立教育的人翻到1949年后，就像激越的琴声突然戛然而止，私学突然间被拔出了教育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根弦才渐渐续上，代之以“社会力量办学”的新名称。1992年南巡讲话，经济领域的思想给民办教育也带来了福音，大发展中出台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发展、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成为许多办学者“护身符”的同时，更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不清是“管理”还是“修理”民办学校的“尚方宝剑”。其间上演的一幕幕可悲可叹的故事一直延续至今，《民办教育促进法》取代《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伴之以法制的迷惑、的反差以及由此衍生开去的种种纷争……    

    　　专家学者们喜欢拿数字说事儿。到2001年底全国各种民办机构一共有5.6万所，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幼儿园，占4.4万所，小学和中学占将近1万所，各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占1300多所。其中全国各种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66万人，仅占教育总规模的2.5%。    

    　　纵向看，不由你不忧虑：在取消私立教育之前的1952年，我国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为3%和26%，1949年私立高校数占高校总数的29.8%。而现在，民办小学、中学和民办高校分别占在校生总数比例是1.5％、3%和9%。    

    　　国际数据的比较让人发热的头脑很容易降温。1996年，美国、韩国、法国私立小学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比例为12%、1%、15%；私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10%、38%、20%。1999年，这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7.4%、86.0%和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和9.8%。（据《人力资源报告》）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还有一些数字让许多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们寝食难安。    

    　　中国教育资源稀缺是很严重的。比如教育投入不足，国际上教育投入占财政比例平均是4.9%，发展中国家是4.1%，发达国家是6%，而中国是3.19%，并且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第二是学校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学校非常少，而且很差。小学入学率是99%，毕业能升上初中的只有86%，初中毕业能升上高中的只剩下48%，高中毕业能读大学的，把成人教育、自考、夜大等都算上也只有15.3%。    

    　　穷国办大教育，这就是全部的现实，谈论任何的教育改革总也绕不开的“结”。    

    　　其实，就在这些冰冷、理性的统计学数据后面，先行者们充满热情的探索已经开始破冰而行，带了那么点小心翼翼，那么点冒险的激动不安，类似于当年的民营企业，从家庭私塾开始，从高考补习班开始，怀着些“教育报国”的豪情，走出这一步就走出了一个天！他们的小打小闹渐渐激活了沉寂的市场，催生了崭新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因而被喝彩也被责难。    

    　　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喝彩。盘点20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这个从规模到实力至今仍行走在边缘的“弱势教育”，一直就没有停止探索的足音。两年前，当我慕名走进万里学院的大门，穿越在校园美丽的旋梯上，不能不惊讶，这所生气勃勃的大学就脱胎于曾经几近颓败的公办专科院校上，民间力量所焕发出的创造力让人们刮目相看；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浙东的一座小城——台州，那里的人们将闯荡市场经济的原创力延伸到教育领域，在静悄悄的中进行着“教育股份制”的实验，行走在这个被称之为“教师的香格里拉”的海滨小城，我难以想象，那些全新的制度、模式设计竟是在当地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雏形也由此生发……    

    　　当然，也有理由承受外界的责难。虚假的招生广告、不负责任的空头承诺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的坑蒙拐骗，都在腐蚀着民办学校的声誉。但是人们忘了，“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就像80年代初的民企，一度成为公众谴责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市场的成熟、民企的发展业已形成一套自我纠错和规范的机制了。    

    　　还有一种责难，来自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天然排拒、怀疑的眼光，莫名歧视的态度，最通行的做法是以规范为名行打压之实。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在大会上一语中的：一些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非公即私，私立就是赚钱，赚钱就是自私，自私就是诈骗，诈骗当然非公益性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则犀利发问：现在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公益性，用公益性名目进行各种干预，最后使得我们整个教育得不到发展。现在一个非常根本性、非常彻底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统管高等教育？！    

    　　管与不管，永远是个伪问题。正如谈论该不该“合理回报”，对于生存和发展中的民办学校来说，也是一个伪问题。2003年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转折意义。如果说这之前人们还在混沌中摸索，欣欣然地期待着，那么9月1日起，终于尘埃落定。    

    　　在《促进法》的推动下，一直在混沌中发展的“名校办民校”有了清晰的导向。    

    　　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以“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为名目的改制风在这里越刮越猛。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就地翻牌、异地翻牌，蜂拥而上，好不热闹。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就在这个秋天，我又听到新的消息：2003年，全国的民办高校招生遭遇“滑铁卢”。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非典”的影响，“就是因为方面综合性的影响使得民办教育跃过了鼎盛的时代，进一步边缘化。”业内人士预测今后的走向，“按照现在的，民办教育有两条出路，一个边缘化继续生存，第二比较好的出路就是被‘招安’，学宋江。”    

    　　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学院在“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欢呼声中出台，却留下了难以根治的后遗症：直接扼杀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公立高校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公平问题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喧哗。没有人想到，当民办学校一直在作着以公平为诉求的不懈努力和斗争时，公平却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投入成本、上的不公平，将对民办大学造成强大的杀伤力！”    

    　　“学院强化的是职能，削弱了民间力量。”    

    　　“学院一定会拖垮中国的公办高校！”    

    　　呼吁、警示、沉默。大家能够清晰感知的是，一场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年，奔走在大江南北的民办学校间，出乎意料的，我极少感受到欣喜和振奋，却更多地被焦灼、恐慌，甚至迎接风雨的肃杀、悲壮之气所包围着。    

    　　直到现在的这一刻，由“名校办民校”引发的论战还在延续着。所有的争论聚焦在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上：是国有资源的增值，还是扩大？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而我极力想透过这些纷扰、争论去寻求中国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支点，找到阻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那只“无形的手”。    

    　　在采访大大小小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时，我的提问中总不忘类似这样的主题：“您认为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还是。无论是资金的困难，还是师资的紧缺，都受制于的不公平对待。而在中国，谁都明白，就是最大的资源。    

    　　打破教育行政性的垄断。一位民办大学校长这样呼吁。其实，这种呼吁在教育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的表述方式耳熟能详的就有多种版本，诸如“权力应该退出公共领域”、“干扰型、型应该转变为有限的服务型”，等等。    

    　　垄断是造成僵化、低效、不公平的根本性痼疾。就在坚冰难以破除的格局下，有专家发布了一个研究结果，“民间因素、非因素、市场因素，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超过了40％。也就是民营化的趋势，已经凸显出来，并且这种影响，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要想阻挡它是不可能的。”（吴华语）    

    　　就在2003年年初，教育部的人力资源报告规划了未来50年中国教育发展的计划，到2020年高校毛入学率要达到40％，因此未来20年到30年仍然是民办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的很明确了，不可能再给高等教育更多的投资（现在已经占到国家经费的24％），而高等教育又要大发展，因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成为必然选择。    

    　　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然而比照现实，又让人不能不困惑。    

    　　一位民办大学校长很高兴地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辛辛苦苦奋斗了十多年的大学，有幸被列入国家的普通高等学校序列了，看来《促进法》中“公办和民办同等对待”并非虚文。可是不久，他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原来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一些富有活力的东西开始被瓦解了，比如自主招生、自设专业、由市场来挑选学生等，现在招生要计划，进门要通过招办，分配要有派遣证，课程和专业要批准，评价拿的是公立学校的那套标准体系。看上去是完全平等了，但“实际上是把公立学校不能改革的顽疾强加于民办学校。”    

    　　《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草案的出台，向民办学校传递出一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信息：从国家立法来看，对民办教育的支持似乎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支持里面，“宏观肯定，微观否定”的倾向却越来越严重了；公办和民办学校通过立法和的不公平性也越来越大，或者说民办教育自身的优势、特点，经过不断的立法和，相反在逐渐地削弱或者淡化。    

    　　这就是中国当下民办教育面临的现实，非常矛盾、割裂的现实。矛盾后面，意识的禁锢无处不在，观念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个充满性的判断移用到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现状上，未免有些乐观。但我们的目力似乎已经能看到了最后的结局。    

    　　野草的形象未免“另类”了些，带了点天然的弱势、离经叛道的色彩。但是，它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坚韧中伸展的生命力，确乎是当下中国民办教育的精神代表。鲜活、泼辣、创新，这些珍贵的元素正是中国的教育所稀缺的。    

    　　令人欣慰的是，低迷中还是能听到乐观的且不乏理性的声音。    

    　　“中国民办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它所体现的对公平、效率和自由精神的追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可逆转的。”（吴华语）    

    　　而更为有力的声音从民办教育群体中传来。    

    　　“我想确实在环境上，非常需要给民办学校创造更宽的环境，但是我们对民办学校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我用两百年，三百年的眼光的教育，民办教育一定会成为任何力量都不可抵挡的发展势头！”(黄藤语)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身陷囹圄

    2003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竞争学校校长申国清被乡抓走了，拘留了24小时，缴纳罚款后才被放。这类事件发生在新蔡县民办学校校长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不同的是此次事件与特殊的“非典”时期有着直接联系。    

    　　按照教委规定，“非典”时期学校一律放假，不得召集学生补课。但是不久，乡里的公立学校就组织老师上门给学生补课。申国清也惦记着学生的功课，心想户外树林子里空气好      

    ，就召集学生到林子里补课。结果补了不到两天，就被人告发了。    

    　　“为什么公立学校能补课，我们民办学校就不行？！”申国清心里很不平，既而懊悔道：“我们这些民校凡事总要万分小心才是，稍不留神就会被抓到把柄！”    

    　　“非典”只是给了竞争学校一个有惊无险的警钟。大多数民办学校却由此产生了“山雨欲来”的预感。    

    　　“听说‘非典’过后教委只允许公办学校复课，借此机会整顿民办学校。”    

    　　“这一整，说不定就要整垮我们！”    

    　　大家隐约感觉这次整顿非同小可，都有些惊魂不定。    

    　　“我们早就悲观失望了！不施加压力我们就办，施加压力就不办呗！”会民小学校长闫乃慧听天由命。    

    　　“不能坐等，我们要斗争！”一些人则激动起来。    

    　　校长们一边心情复杂地等待着劫难的降临，一边心有不甘地盘算着下一步应对的策略。    

    　　赵奎和他头发花白的父亲赵云春坐在一起。听说有记者来，他们刚刚从邻村兴冲冲赶来。满屋子坐着余店乡、十里铺乡等方圆几十里乡镇的民办学校校长，空气里散发着局促、激烈、愤懑的不寻常气息。    

    　　刚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不久，赵奎黑红的脸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经历的一起最严重事件：在屡屡遭受乱罚款、乱收费的惩戒后，2003年春节前夕，140多所民办学校先后接到行政处罚通知书，10多名民办学校的投资人因缴不出高额罚款被行政拘留，而此事就发生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的第三天！赵庄学校校长赵奎则在拘留所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拘留时间长达55天！    

    　　2002年11月的一天，新蔡县余店乡地税所通知赵奎去开会，接着下达了通知，要求各民办学校缴税。    

    　　赵奎认为缺乏法律依据，置之不理。    

    　　11月15日，地税所第三次登门时，给赵庄学校下达了一份《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内容是“要求学校在11月20日前缴纳2001—2002年应纳税款3.125万元”。之后，地税所三番五次来校催款。    

    　　“我们办学5年来，税务部门从没到学校收过税。你们收税的依据是什么？”赵云春发问。    

    　　“你要证据，什么都没有！”地税所所长回答得很干脆。    

    　　赵奎在一旁几次争辩。    

    　　“不要争辩，要争辩你到税务局去！”他们撂下一句话，扬长而去。    

    　　12月4日，赵庄学校突然收到了县地税局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是“赵庄学校1997—2001年偷漏税款3.125万元”。    

    　　赵云春父子觉得这笔钱收得不合理，因而没有缴。    

    　　谁知，12月30日，乡地税所所长韩清华带着乡派出所、县经济侦查大队队长从学校带走了赵奎，直接送到了县城的看守所。    

    　　“当时抓人他们啥手续也没有，第二天才补送了一张刑事拘留证！”赵云春气愤地说。    

    　　看守所里，赵奎先后三次被提审。每次的问题几乎一样。    

    　　“你承认不承认该缴税？”    

    　　“不承认！因为《民办教育促进法》已有明文规定！”    

    　　几次三番提审都未果，颇觉挠头。到后来，以“态度太强硬”为由不再让赵奎开口。    

    　　眼看春节临近，儿子还没有放回来，赵云春急了。他先后跑到乡、乡地税所和县地税局去上访，但都无济于事。情急无奈中，他跑到省城，去《教育时报》反映情况，请求帮助。    

    　　很快，《教育时报》记者曹战武、《经济视点》记者舒华和《河南法制报》记者来到新蔡县联合采访，详细调查事情经过。2003年4月16日，《人民政协报》以《新蔡民办学校遭遇尴尬》为题率先发表了记者舒华的调查报道，并配发了北京市教科院研究员王文源的评论《这是一个荒唐的悖论！》。评论指出：    

    　　无论是依据过去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还是现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新蔡县税务、物价部门的收税和罚款都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按照国家规定，对“学历教育”，国家是不收营业税的。文中反映的这些民办学校无疑属于学历教育。    

    　　新蔡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更为荒唐：一方面不给一些民校办理办学许可证或者回收业已下发的办学许可证，另一方面又长期容忍这些民办学校办学的既成事实。我以为，据此，这些民办学校可以对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行政诉讼。    

    　　一个简单的推论其实不难演绎：如果这些学校确实不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自然应该在取缔之列，因此根本谈不上缴税与否；如果这些学校已经申领了办学许可证，按上文所述，当然也不应该缴税。    

    　　继之，《中国商报》、《经济视点》等先后刊发了舒华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报》以相当醒目的标题《新蔡把民办学校逼上了绝路》发表了这篇新闻调查报道。一时间，反映强烈。    

    　　据知情人透露，记者采访后，新蔡县教育局、地税局去了省城《教育时报》，拿出了一定的姿态。后来人们隐约明白，为什么联合采访的结果是此篇报道迟迟难以见诸于省内媒体。这其间，作为调查并写作报道的记者舒华承受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压力！    

    　　至此，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奎关在看守所里已是超期羁押，按照规定必须把材料转到，要求省地税局下文才能实行批捕，但省地税局一直没下文，所以就放了人。    

    　　如果地税部门认为有充分的依据要求民校纳税，并实行罚款、拘留，那为什么迟迟不下文？在采访县地税局某部门负责人时，我提出这个疑问时，对方却避而不答。    

    　　2003年2月25日，赵奎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赵云春去领儿子时被要求交纳5000元钱，他说没钱，无奈地放了人。为办学而身陷囹圄，这是五年来含辛茹苦的父子俩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赵庄地处新蔡、正阳、平舆三县交界处，方圆几公里内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公办学校。为方便附近村庄的孩子们上学，1997年赵奎和他人合资创办了赵庄学校。当年只招收了60名学生，收取书杂费近1万元，而建房和教师工资就开支了3.5万元。尽管如此，赵奎等人咬牙挺过了难关，学校规模逐年扩大，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共招收了800名适龄儿童入学，目前有一幢两层教学楼，房屋32间，教师12人，在校学生310人。    

    　　赵云春算了一笔账：赵庄学校每生每学期收费均低于公办学校20元，对于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还采取了减免措施；此外，仅每学期用于奖学金折合人民币也不下3000元。“办学五年来，学校累计为教师发放工资12.8万元，加上盖校舍、购置教具、改善办学条件等各项支出，学校账目上目前仍亏损7万元，我本人30多年的积蓄全部贴到办学上了。”    

    　　但就是这样一所在艰难中顽强前行的民办学校，还得承受莫须有的赋税，并时常遭受不虞之灾！而在新蔡，遭遇同样的命运的何止赵庄学校一所！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水深火热

    这场由纳税、罚款和拘留产生的闹剧，与此同时也降临到新蔡县陈店、化庄、十里铺、韩集、栎城、佛阁寺等乡的百余所民办学校。这些学校相继收到了该县地税局下达的《应纳税款核定书》和《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三里桥村七道口学校收到的《核定书》上写道：“由于你（单位）未申报纳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核定你（单位）2000—2002年应纳地方各税税款为1.8万元，并限于2002年12月15日前缴纳税款。”    

    　　但在其中“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方法”和“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数据资料及计算过程”两栏上，均为空白，只字未填。    

    　　七道口学校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先后分4次完成了6000元的“税收”。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笔税款不是由税务部门收取，却是由村干部代收，不但没有开具国家统一的正规，而且连普通的收据也没有，只打了几张白条。    

    　　化庄乡段小寨村朱小庙学校收到的《核定书》上，核定方法、计算过程、应税日期3处同样空白，不同的是结尾用手写体附加了一句：“期限3天内完成免20%，3天完不成者加罚5倍。”    

    　　在各民办学校收到的《核定书》和《催款通知》上，应税名称一栏填写的都是“应纳地方各税”，并没有注明具体税种。这些税收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限期缴纳；否则，将由人民强制执行。    

    　　“由人民强制执行”的直接方法就是行政拘留。在这场大规模的罚款、收税风潮中，就有10多位民校校长相继被“绳之以法”，品尝了铁窗之苦。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校长魏金山，因为缴纳不了上万元的罚款，2002年11月22日被当地行政拘留。拘留所里气味令人作呕，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这位昔日斯斯文文的教书先生竟主动提出到猪舍喂猪……    

    　　该乡耿楼村培才小学校长耿洪亮也因同样原因被拘留，当然其中还有一条不便公开的“罪名”：耿曾是组织民校交流信息、集体上访的牵头人。    

    　　“你是告状的头！”前来“带”他的人警告说。    

    　　“我是有个头！”耿洪亮挺倔，嘲弄道。    

    　　“嗬！你说话还挺鬼！”    

    　　在这些看来很可笑的故事后面是民校校长们一言难尽的辛酸、愤懑和心灰意冷的泪水。曹洪敏是新蔡县开心园学校校长，目睹了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平事，在去年第二届21世纪教育论坛上，来自基层民办学校的他走上了大会演讲台：“……民办学校为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就新蔡县来说每年就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为啥还要上税？我们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差不多就在油锅里过了一遍！请善待民校校长吧！”    

    　　他的呼吁激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共鸣。    

    　　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以十年办教育的深切体会大声疾呼：民办学校，不能再以牺牲尊严换发展了！“……办学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执法机关会因为一些完全可以进行行政调解的细小事情，随意闯入学校，对办学者或从业者呼来喝去，甚至随意实施执法手段，完全无视民办学校办学者及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而这样的现象在公立学校，则必须经由教育行政机关进行温和的管理。试想这样公平吗？！”    

    　　或许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社会幻象，但在以公平为诉求的抗争中，这些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民校都有着特殊的成长历程：他们以教育开启乡村儿童的蒙昧世界，以半壁江山的发展规模承担了几乎与公校同样的“普九”义务，但是却没有一张合法的通行证，始终行走在半明半暗的边缘地带；他们坚韧而脆弱，因着坚韧，在没有给国家增加一分钱负担的条件下，自筹资金，以学养学，在困境中艰难地成长；因着脆弱，即使是在法定的范围内老老实实办学，一纸行政指令或者一场风波瞬间就令其遭遇灭顶之灾！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明、法与法的冲突将民校推进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漩涡中，争议由此而起……    

    　　在一份新蔡县民办学校致市和县的书面材料上，有这样两段话：    

    　　多年来，新蔡县物价局一直实施对民办学校的物价管理收费，其金额不大。2001年6月以来，费额暴涨，每所民校少者几千元，多者几万元，大大地超越了民校的承受能力。如果逾期交不上所罚款额，他们就起诉至新蔡县人民，不做任何调查就强制执行。弥驼寺大龙口学校负责人刘长发，余店乡希望小学负责人李克力，余店乡梅庄学校负责人魏宏等，曾先后被新蔡县人民抓捕拘禁，交出罚款方才放人。    

    　　2002年6月以来，我县余店、陈店、化庄、十里铺等乡镇的民办学校，先后收到县物价局下达的《价格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1.5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并由给社会力量办学者传发《新蔡县人民行政裁定书》，限三日内交清罚款。否则，就要抓人、封校……    

    　　物价部门罚款，依据何在？    

    　　新蔡县物价局秦培义在接受记者舒华采访时，出具的依据是《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未申领《收费许可证》擅自收费应予罚款。    

    　　记者：《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文规定，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平等的法律地位。为什么县物价局不向公办学校收费，惟独向民办学校收费？    

    　　秦：公办学校是投资办学，有办学许可证，我们当然发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前，全县大部分民办学校都有办学许可证，我们也相应颁发了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来，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陆续被教育部门收回，他们成了无证办学。没有办学许可证自然领不来收费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收费就是无证收费，物价部门当然要给予处罚。    

    　　但在这番看似无可辩驳的解释后面同样有着令人困惑的事情发生。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负责人魏金山，于2002年6月14日收到了物价部门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要求他在规定期限内交齐2万元罚款。《告知书》上注明的原因为“1998年底办学至今未按规定办理《收费许可证》而擅自收费”，但实际情况是九七学校2000年7月就拿到了新蔡县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十里铺乡培才学校于1996年创办，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名学生，和公办村小规模相当。1999年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校长耿洪亮用办学积累盖了一幢两层教学楼。2002年6月17日，县物价检查所来了几个人，在校园里巡视了一遍后，临走时拍拍耿洪亮的大肚子，调侃道：“楼建得不错。你这人肚子怪大，油水多。”结果，第二天培才学校就等来了1.5万元的罚款通知。    

    　　2003年6月25日，我们费了些波折才找到新蔡县物价局所在地。原来，物价局现在租借的是二建公司的二层办公楼。采访时我们得知，近年来物价局办公经费十分紧张，14个员工，每月只能发基本工资，每月的电话费只有50元，因此通常情况下办公室电话是打不出去的。    

    　　我们没有等到主管业务的秦，据说在家养病。接待我们的收费股股长再三向我们强调，物价局罚款和员工工资没有关系。工资一直由财政下发，罚款则要开具由财政出示的。另外，“民办学校一定要办收费许可证，只有持办学许可证才能申办收费许可证，否则，就得予以处罚。”    

    　　新蔡县目前有民办学校150多所，只有两所拿到了办学许可证。换句话说，其余100多所均为“非法办学”。那么，是不是只有两所才符合办学条件呢？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地下工作者”

    ，一直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心上一个永远的疙瘩。没有证，意味着他们永远是个“地下工作者”，注定了他们要把“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略进行到底，也注定了他们毫无抵抗力地任由各种伸长的手粗暴地干预甚至宰割。    

    　　在民校校长们的记忆里，2000年是个生死分水岭。在此之前，民办学校的发展环境还较宽松，大部分民校都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是2000年县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新蔡县民办学校休课整顿的通知》。这份文件规定，民校必须先停课后，还组织校长们参加“驻马店市民办学校校长培训及换证会”。    

    　　“名为换证，其实是没收证件！发证遥遥无期。”    

    　　“说是先停课后，但是停了以后又不给办！”    

    　　“每次都写申请报告，交了钱也不给办！”    

    　　校长们开始大倒苦水。栎城乡韩港村世红小学在1996年创办时就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和《收费许可证》，之后每年参加年审，但2000年年审时证件却被无故收回，至今没有再发，世红小学由此成为“非法学校”。校长张世红大惑不解：“刚刚办学时还证件齐全，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硬件建设、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每年还向乡教管站上缴500元代管费，咋就成了非法办学了呢？”    

    　　2000年的整顿几乎成为新蔡县民校的灾难。在惊惶不定中，校长们预感到，虽说春天从未降临过，但真正肃杀的寒冬却到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他们利用民办学校协会（也是非法身份）的组织力量，集中校长们的智慧，开始逐级上访。先是县、县教委，无果，后又上市、市教委。几个回合下来，“休课整顿”不了了之，各民校陆续复课。这场斗争以教委的妥协而告终。校长们从中也摸索出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那么，新蔡县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到底如何呢？为什么长期被隔离在歧视和偏见的藩篱内？    

    　　走进会民小学的校门，只见宽敞的四方院子里迎面两排平房。正是防“非典”时期，学校放假。透过教室的窗子看过去，简陋的课桌椅上蒙着灰，刷白的砖墙上张贴着名人的励志格言。没有开灯，教室里光线略有些暗。这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乡村学堂。相比一些公办学校年久失修的危房，这里的房子看上去结实而安全。    

    　　校长闫乃慧指着平房旁边的一块空地，说：“这里计划是要盖教学楼的，现在也不敢盖了，谁知道学校能撑多久？能办一天就办一天吧。”    

    　　空地上已经长出荒草，在午后的风中轻轻摇曳。    

    　　随行的人都没有话，叹息在心里滞留着。    

    　　办学四年来，会民小学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300多人，每年的毕业会考成绩都超过村里的公办学校。全乡现有25所学校，其中公办校20所，私校5所。去年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班素质教育竞赛的148名学生，民校学生就占了67名，结果前三名全部出自民校。这使得乡教育辅导站（后改为中心学校）站长大为头痛，开会时训话说：“每年升学率高的都是民校，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    

    　　“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以工代干的、顶替的、没有教师资格的照样上讲台。前几年工资发不出来，有些老师下海经商，空缺就由一些当兵转业的填进去了，老师们的素质参差不齐，教学质量能搞上去？！”一位公校老师直言不讳。的缺陷决定了用人机制上的偏差，老师中间有能力的上不去，没能力的却能想办法上去，这类怪现象在公校早已见怪不怪。    

    　　新蔡县公办教育基础薄弱由来已久，高考升学率在驻马店地区一直偏低，或许这正好给了民校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1998年新蔡县民办学校达到近600所，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其相邻的正阳县大为刮目。这里有个戏剧性的场面，说的是2000年，正阳县组织教育界人士到新蔡学习民办教育发展经验，这些乘兴而来的取经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正值新蔡民校噤若寒蝉地等候“判决”的危机时期。这种“巧合”令双方都十分尴尬。    

    　　新蔡县村办学校的分布格局是一村有一所公校，有的是两村共一所公校。民校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现在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到两所私校。这样,村里的孩子上学就有了选择，选择就意味着竞争。    

    　　我走访了一些民办学校，应该说会民小学的办学条件具有代表性，校舍并非传言中的窝棚，几乎都是新盖的平房，收费也不高于公校。    

    　　“如果不是被这样整来整去，民校早就吃掉了公校！可是现在，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了！”一位民校校长痛心疾首。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竞争风波

    民校吃掉公校，在新蔡县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94年申国清就干成了这事儿！    

    　　外表瘦弱的申国清高中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却依恋学校生活和书本世界。在单调苦闷的乡村生活中，他萌生了办学的念头。七八年前，乡里的私校还很少，他谨慎地给学校取名为“闸北小学”。    

    　　那时，村里的公校就是个危房。申国清狠抓教学质量，又盖起了平房做教室。不到两年，公校的学生陆续被吸引到他的学校来，最后公校只剩下48人。    

    　　“两年后我把学校改名为‘竞争’，因为看到了希望。那会儿干劲挺足，就想干败公校！”这个看上去文弱的乡村秀才话音很轻，却憋着一股子气。    

    　　如果不是知情人，很难体会他心里的那股子气。公校有什么？有发工资，旱涝保收，有办学许可证，不必东躲，可是16个老师教48个学生！民校有什么？公校有的，民校就先天不足，可是竞争学校5个老师教300多个学生！而且，全乡的素质教育比赛中，竞争学校曾荣获全乡总分第一，多次名列前茅，很快就将村里的公校甩到了后面。    

    　　这时，乡向申国清提出能否承包公校，并且给出了很大的空间：16位教师如不合格，可以随时辞退。    

    　　申国清思量这事，有几分心动。不想，麻烦很快找上门了。    

    　　一天晚上，16位教师上门来闹，指责、威胁甚至差点动手。    

    　　“你这不是明摆着踢我们的饭碗吗？！”    

    　　“你办你的学校，有什么能耐管我们！”    

    　　一看这架势，生性怕惹事的申国清打了退堂鼓，不承包就不承包呗，我继续当我的校长！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那所公校校长的弟弟，据说是当地出了名的“不好惹”的角色，第二天手里带着铁扣，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教训”了申国清一顿。    

    　　重重的铁扣砸在脸上，血痕累累。    

    　　你不是有能耐吗？不是要承包吗？你行，别人就没活路了；你竞争，别人都喝西北风去？！铁扣一声声地在眼前飞舞，申国清的心在滴血。    

    　　他狠了心，决定不再提承包。那时正是腊月二十七，事后干预，有人从中调解，申国清就没再追究下去，但是也没拿到一分钱医药费。    

    　　“事情搞大了，对我办学也不利。”申国清面对我不解的目光，低声解释。    

    　　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不屈和无奈。当合法权益被肆意蹂躏、人格尊严被粗暴践踏时，或许只有两个字能让身为人师的申国清们贲张的血脉平静下来，化做另一种力量：办学。    

    　　我不由想起在新蔡采访的日子里，许多民校校长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向我倾诉办学中不为人知的痛楚、辛酸。一位老校长说起，由于他的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公校的生源，被人怀恨在心。结果，竟有人闯入家门，将他年迈的老父亲在地……言至此，他双目几欲喷出怒火。但是在我即将离开时，这位老校长追上已经开动的汽车，扶住车门，不停叮嘱：一定不要写这事，一定！学校我还要办下去……    

    　　6年后，村办小学自然消失，真的被“竞争”掉了。    

    　　申国清喜欢“竞争”这个名儿。“民校要办好，就得有竞争意识，明摆着要和公校竞争。可是这个校名被禁用，有关部门认为‘竞争’太刺激，不给登记。我琢磨着，学校发展该上台阶了，就改为‘腾飞’。”    

    　　不久，就在距离竞争学校不远处的邻村又建起了一所公校，据说市里还投资了，教学设施不错。于是，竞争学校的生源开始流失。    

    　　“我觉得现在就要和